各地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过程中，拿宴席烟酒说事的指导性“标准”不在少数。这些文件，一般都详细列出宴席中每桌可置备烟酒的数量及单价上限，且限制有越来越严厉趋势。如：甘肃永登县民乐乡规定：宴席备酒不超过100元、烟不超过10元；河南荥阳市出台红白事宴席标准：每瓶酒不高于30元，每盒烟不高于10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不同地区指导性文件，还设有宴席总桌数、每桌开支总金额等上限指标，且有每桌“几菜几汤”等规定，如要求只能“六菜一汤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在一些地方文件中，至今还未出台具体开支“标准”的，恐怕只剩下每道菜品的单价上限了。很明显，在一些地方看来，推进移风易俗，指导性“标准”越详细越好，既有利于城乡居民遵照执行，也便于有关部门检查督促。

问题是，在准许办理宴席总桌数及每桌开支金额已被设置上限前提下，还具体规定每桌烟酒数量及单价上限，意义何在？主办者在控制宴席开支总额的情况下，让其自主确定每桌烟酒数量及单价，又会带来多大负面影响？难道将宴席开支“标准”规定得越具体、控制得越低，就能越体现移风易俗决心？也越容易彰显工作成效？答案显然没那么简单。

我国幅员辽阔、历史悠久，十里不同风、百里不同俗，许多习俗根植在人们血脉中，其中不乏已演变为民间陋习，如：人情攀比风盛、铺张浪费严重、厚葬薄养突出等，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，成为提升城乡居民文明指数，特别是乡村振兴路上“绊脚石”，移风易俗刻不容缓。

实践证明，推进移风易俗拖不得、也急不得，无捷径可走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切忌简单化、“一刀切”。而热衷拿宴席烟酒限量限价之类做文章，看似要求具体严厉，实则如同儿戏，极不严肃，既无助取得工作实效，难脱形式主义之嫌，还有损政府形象，得不偿失。